一连三个秋日午后，枕卧在阳光铺陈的浅黄色地台上，读一本记录小女生成长心路的书，自己那尘封已久的灰色童年竟也相跟着在脑海里闪现，全是瞬间、局部、细节，一束光线、一声响动、一股味道、一种氛围，零七八碎，闪烁着星星点点微弱却让我喜欢的光，就好象在不抱期望地匆匆快进一堆单调乏味的素材，不经意间就有灵动的光影凸显出来，又象是嚼一枚未熟的果子，在不堪酸涩微苦的口感折磨就要弃之的当口，竟发觉已经有一缕幽幽的清甜留在了舌尖。 1、壁橱 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16平米的楼房，所有的衣物全塞在窄小冰冷的水泥壁橱里，独自在家的时候，在壁橱里搜寻稀罕物便是永远玩儿不厌的游戏，视自己拥有时间的长短，搜寻的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有整整一个半天的时间可以充分寻宝时，我就把壁橱里塞得满满的衣服被褥尽数搬到大床上，让被压在最下面的大籐条箱子露出来，打开。在满是樟脑丸味道的箱子里，我找到一块绣花的本白色旧桌布，还有三两件丝绸质地的短袖衬衣，奇怪爸爸妈妈竟有这样阔气的东西，却把它们压了箱子底!直到婚后，我还记着那几样东西，拐弯抹角地向妈妈讨了来，面料早已糟透，而且都被虫子咬得到处是洞，只好剪了桌布上的绣花贴到自己新做的一件外套上权作纪念。 大箱子最里层还藏了一只描着金线的黑漆小盒，打开，是用小块丝绸包裹着的几粒红红的相思豆，另外，还有一些旧照片，那时候对它们没有兴趣，现在想来，它们应该是爸爸妈妈青春和爱情的见证。 搜罗完下面的，如果还有时间，就椅子摞凳子，自己踩到上面，向上发展。在壁橱最顶层黑漆漆的最里端，我够到一只纸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双很旧的黑色皮鞋，带跟儿的。我穿了高跟鞋，非常不舒服，赶紧放回原处。还摸到一小盒干裂的胭脂，用胭脂擦了脸蛋，太红，赶紧洗，但舍不得洗彻底，妈妈下班回来问我平日里发青的脸色今天怎么粉红粉红的这么好看，我支吾着忘了是怎么回答应付过去的。 每次翻捡完，必做的一步工作就是恢复现场，不让爸爸妈妈发现任何疑点，还要给自己的下一次寻宝提供方便，比如，那个胭脂盒就不要再放得那样深、害自己够起来太费劲了。自认为现场的还原工作做得还算可以，至今爸爸妈妈大概也不知道，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几番把玩了他们的定情物，稀里糊涂读了他们的情书。
童年碎片 2、排大队 小时候总在排大队，几乎买任何东西都需要排大队。 日常必排的几个大队包括：到大食堂买馒头花卷一类的主食，到粮店买米、面、棒子面儿，到大合作社(80年代末拆了盖成复兴商业城)打酱油醋，买盐、买夹馒头就粥吃的北京辣菜或者酱豆腐，还买心里美萝卜葱姜蒜以及按月凭副食本凭票供应的油、蛋、白糖、麻酱、肉，等等。 每年必排的几次大队包括：秋季在粮店买大白薯，冬季在小合作社买储存大白菜，春节在大合作社买黄花鱼带鱼、鸡、花生瓜子和香油，等等。记得有一年排队买鱼的时候在地上捡到5块钱，正好碰上学校一位老师、也是同班同学的妈妈，当即把钱交给了她。一直等着老师表扬自己拾金不昧，可始终也没见动静，唉，郁闷，看着同班同学那张日渐白胖的大脸蛋儿，就觉得是他妈妈拿我捡的那5块钱给他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养出来的。 每周必排的一个大队是在小合作社买大骨头棒，1毛1一斤，可熬大锅的汤，另可啃出少许肉丝儿及筋筋脑脑塞牙缝，价廉物美、又不要本儿、啃剩下的骨头还能3分钱一斤卖破烂，自然就供不应求，每次都要排大队、抢。 售货员一般是下午2点上班开始剔骨头，直剔到4点多钟才开始卖，不到一小时保证卖得连骨头碴儿都不剩。因此，要想买到骨头棒，就必须中午12点就去排队等。 记忆中盛夏的正午，蝉鸣显得格外单调，街上罕有行人，只有无聊发困的我夹在些个或坐马扎或倚树干边织毛活边家长里短的家庭妇女中间，不时扒着门缝往合作社里瞧瞧。 迎门而设的肉案泛出一股生腻的味道，穿着油渍斑斑的蓝大褂的售货员懒洋洋地剔着骨头—是不是因为知道外面有排成长龙一样的人在等着盼着需要着他，他反倒要拿腔作势不急不慌磨磨蹭蹭？ 总之，每次都要花去几乎一个下午才能完成大骨头采购任务，挤出里三层外三层的队伍，看着排在最后面的人向我网兜里的大棒子骨行羡慕不已的注目礼，小小的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 那时候最喜欢排的大队是卖破烂的。爸爸妈妈应允卖得的钱归我们姐弟仨自己支配，于是，每到有收破烂来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就会把家里所有零碎一股脑都翻出来卖，不放过一支牙膏皮、一张报纸、一截铁丝、一根骨头、一块桔子皮。一次卖不了几毛钱，就攒着，终于在一个冬日，觉得攒的钱够买件象样的东西了，于是，很隆重地带着弟弟妹妹出门，去买属于我们自己的“大件儿”。 先到大合作社，不满意，再到西单，还是不行，一路跋涉到王府井，在百货大楼左挑右看，最后一致看中一架玩具钢琴，而且刚好比我们的存款便宜几分钱。记得那天我们中午出发时，昏昏的天上还有点儿太阳，到抱着小钢琴踏上回程已是晚上7点，天上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我们三个又饿又冷，手冻得僵硬，脚却走得又热又痒。弟弟妹妹出奇地听话，一点儿没给我惹麻烦。 那天一进家门就披头盖脸地挨了爸爸妈妈好一通训，但，和弟弟妹妹围着夹着寒意的小钢琴，小心地在它雪白键盘上敲出一串清亮的爬音，感觉怎么着都值。 记忆中还有两次比较特别的排大队。 一次是77年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卖总理的纪念画册，印数极少，一人限购两本，不知怎么就动了买的念头，排队，寻找队尾，穿过长长的胡同，竟一直找到东单，站到队尾，后面很快又站了很多的人，N次想不排了、走，见这么多人如此热切地排着，就舍不得走。于是，到天黑才排到，本来只想买一本，又觉得排了这么久，只买一本好象对不起自己，就跟所有人一样，也买了两本。 再一次也是70年代末，一天，院子里的孩子奔走相告地说月坛那边的一家副食店下午要卖一种能吹出很大泡泡的神奇的糖，一传十十传百，便相跟着跑了两站路去看，结果，在排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大队后，终于买到了细长条型、粗糙的包装纸上画着一个嘴里吹出大泡泡的小女孩头像、里面是灰白色、说硬又软、说软又硬的这种神奇糖! 依照有经验的人刚才在排队时的宣讲，把糖放进嘴里，咀嚼，吹泡，N次尝试后真地吹出了泡儿，但没包装纸上画的那样大，又遵有经验的家伙指导再加一块，再咀嚼，再吹，果然大了些。记得整个过程我一直小心提防着不要把嘴里的糖吞到肚子里，因为那个有经验的家伙十分郑重地警告说，谁谁就是因为没留神把这种叫泡泡糖的东西咽到了肚子里，结果没抢救过来死掉了!
童年碎片 3、小平房 76年初，终于结束了一家五口挤在一间16平米楼房睡觉的日子，因为，爸爸的单位把一间临时搭建的8平方米小平房借给我家权作暂时解决实际困难之用。小平房和我家不在一个院子，而在隔了一条马路的另一个大院深处，两间房子大约相距一千米。小平房潮湿阴冷，公用厕所和水房都离得老远，有病的爸爸不能住，妈妈要照顾爸爸，弟弟还小，自然都不方便住，因此，便在里面堆放杂物，同时，放张木板床，派12岁的我带着8岁的妹妹每天吃过晚饭后去住。 一个夏天的晚上，照例是我领着妹妹睡在小平房。半夜，突然被一阵天摇地动惊醒，窗外好象有闪电，大约还有人尖叫地震啦，忙摇醒仍在呼呼的妹妹，穿好衣服，裹着毛巾被，再抱上觉得唯一值钱的闹钟，拉着妹妹冲出了小平房。 满院子都是从周围楼上跑下来的衣衫不整的人，转身把小平房的门锁好，就领着还迷迷糊糊的妹妹穿过幢幢人影，跑回另一个院子去找爸爸妈妈。 在大呼小叫的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拄着拐棍的爸爸和牵着弟弟的妈妈。余震不断，开始下雨，单位街道都下令不得回家，精明能干的人家开始在马路边抢占远离楼房的有利地形，搭建小窝棚。待我们一家五口老弱病残开始寻找栖身之处，就只剩下坑洼泥泞、无处下脚的土坡了。 用4根捡来的小树枝绑着一小块已经老化的蓝色塑料布的四角，支起，把爸爸和弟弟妹妹安顿在塑料布下的小凳上坐好，风从四面袭来，雨水不一会儿就把塑料布的中央积出一洼水，我和妈妈必须时刻注意水洼、用爸爸的拐棍将积水及时捅掉。记忆中的那一夜是如此冰冷、潮湿，我是那样疲倦，困得睁不开眼。 大约是觉得这样下去一家人都会被冻病、拖垮，妈妈毅然决定豁出去不管什么禁令，全家一起住到小平房去，就算震得房倒屋塌，一家人也是被砸在一起。 于是，跟着妈妈捡了十来块碎砖头搬进小平房，把原有的双人木板床的四只脚各塞进3、4块砖，木板床下席地铺上塑料布、被褥，又塞了些生活必需品。爸爸妈妈睡床上，我带妹妹和弟弟睡床下，一旦再地震，爸爸妈妈也钻到床下来，和我们在一起。 睡在小平房，即使是床下，也比露天强过百倍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 这期间有件事给我极大刺激。有天晚上，我们姐弟仨在床下睡下后，妈妈在床上拉灭了灯。稍顷，大约估摸着我们都睡着了吧，妈妈开始和爸爸小声说话。隐约听到妈妈跟爸爸说她的乳房一侧好象有一个小肿块，让爸爸帮忙摸摸看。于是，两人“哪儿”“这儿”地好一通悉悉索索，象是在确定肿块的位置。躺在床下的我至为震惊，拼命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喘，深觉爸爸妈妈如此动手动脚，岂不和不知羞耻的流氓一样!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天，一个大雪天，妈妈晚上下班回来，不知从哪儿弄了条叫不上名儿来的至少有一斤多的大鱼，格外小心珍爱地藏在小平房窗外墙根下的杂物堆里冻上，准备第二天中午好好红烧一下给全家人改善生活。可是，次日清晨，妈妈的鱼不翼而飞了!她简直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叫我和妹妹跟她一起把杂物堆翻了个底儿朝天。最后，一家人确认大鱼再也不可能重现，妈妈悲痛欲绝，站在小平房地门口不停地大声哭喊：“谁拿了我们家的鱼!!!”爸爸在屋里劝妈妈冷静，妈妈哭泣着说她没法儿冷静。当时的我和妹妹虽然也为吃不到鱼而难过，但见妈妈冲着空荡荡的院子大哭大叫的样子，还是觉得非常难为情，心里恨不得那条鱼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